扶贫是大国平衡的秤砣

 深秋十月，北京城街道两边的叶子逐渐呈现出金黄的色泽，无数异乡漂泊的农民工又开始在内心泛起乡愁的涟漪。但是，乡愁再浓，也无法回去，因为故乡已经被贫困深深包围。

一、人民大会堂的40年扶贫记忆

10月16日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人民大会堂，这座寄托着民族崛起梦想的殿堂见证了太多历史性时刻，今天，它将见证中国扶贫事业的新纪元。当太阳在东边露出曙光，历史悄悄把它收藏，这缕曙光属于中国千千万万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时，提到当年的经历——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

习近平在讲话中描述了国际扶贫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未来趋势，同时明确了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四个重要方面：1，用发展为减贫奠定基础；2，坚持政府主导；3，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4，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提及了自己的扶贫记忆。他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在讲话中，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了五大扶贫措施：1，大幅增加扶贫投入；2，实施精准扶贫方略；3，注重抓六个精准；4，坚持分类施策；5，扶贫必扶智。并指出：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

二、旅游界的1200万扶贫梦想

安徽黄山承载着改革开放启蒙的记忆。今年8月18日，全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贫推进会议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李金早在会议上强调，要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开发中的战略作用，着力将乡村旅游建设成为美丽乡村的重要载体，实现到2020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17%（约1200万）贫困人口脱贫。

人民大会堂的7000多万与安徽黄山的1200万，这样两个数字的对比，体现了旅游扶贫在全国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位置。

人民大会堂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结束的第二天，由国家旅游局主办、湖南省旅游局承办的全国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动员培训会在张家界市召开。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湖南省旅游局局长陈献春、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志刚等出席会议。

会议对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作了动员和部署，就如何高质量地编制旅游扶贫试点村旅游发展规划进行了培训交流。

吴文学在会上指出，规划设计单位为试点村编制规划要做到“五个有”，即有开发主题、有产品依托、有扶贫方式、有培训计划、有项目清单。这五个有实际上体现了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对旅游规划的深刻认识。当前国内的很多旅游规划设计机构都陷入了旅游规划的脱钩误区：与发展实际不挂钩、与地域文化不挂钩、与民生幸福不挂钩、与投资思维不挂钩。这五个有牢牢拴住了旅游规划的牛鼻子，避免了高大上的规划泛滥，也避免了旅游规划扶贫走入误区。

三、规划科学界的扶贫艺术

旅游规划是一门科学，这是在长期的工业化训练中造就的固有思维，直到今天都较少有人怀疑这件事情的正确性。但是，当旅游规划下乡扶贫之后，我们会发现，旅游规划在乡村面前，不能再有盛气凌人的气质。面对乡村的土地，旅游规划人在扶贫的同时，也需要虔诚地与这片土地沟通，感受乡村的神圣，感受乡村的出世，感受乡村的自在，感受乡村的生命。

这时候，那些旅游规划的科学思维或许可以稍微不“科学”一点。因为乡村这片土地与被卷入城镇化浪潮的那些土地有着本质的区别。乡村（或者说贫困乡村）实际上是被城镇化抛弃的边缘地带。作为旅游规划扶贫的对象，它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被一本厚厚的规划硬性地植入到城镇化浪潮中，它们更不需要成为城镇化这个轰鸣机器的一个零件，恰恰相反，它们应该成为城镇化的点睛之笔，成为中国疯狂城镇化的一片“圣地”，这片“圣地”像充满灵气的眼睛，赋予城镇化鲜活的生命气息。也就是说，旅游规划介入乡村扶贫，或许不应该是以单纯科学名义对乡村发展的强化和再造，恰恰相反，应该是以科学+艺术名义对乡村身份的复活与重构。

四、以旅游规划赋予大国秤砣新的含金量

中国城镇化中有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城镇化是在两个不平衡中往前推进的。

一个不平衡是城乡权力体系的不平衡。中国特殊的城市结构决定了省会城市对市级城市的管辖权，市级城市对县级城市的管辖权，县级城市对乡村地区的管辖权。这样一级一级管辖的架构固然是适合中国五千年治理规律的，但是也对科技推动的城镇化浪潮形成了扭曲，导致了大中城市陷入了城镇化的漩涡中不能自拔，超常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超常规的投资计划吸引着超常规的人流涌入，而乡村却在城镇化浪潮中被甩到了整个漩涡的边缘地带。漩涡中心繁花似锦却也承受剧痛，漩涡边缘逐渐离散却也望洋兴叹。

另一个不平衡是城乡传播话语的不平衡。传播是一个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从哲学角度讲，传播构建了社会意识的循环生态，而一切物质活动不过是社会意识循环生态的映射。中国乡村社会的边缘化在根本上是乡村生活方式的边缘化，是乡村生活方式在主流传播语境中的被忽略和被压抑。以电视剧为例，在传统城镇化中，电视剧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的传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导致了大量农村青年怀着城市化生活的梦想远走他乡。统计显示：近年来国产剧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0000集，而2009年以来，平均每年的乡村剧总量大约仅1000多集。更悲哀的是这1000多集的电视剧中真正能够代表农民形象，真正真实反映乡村生活的也寥寥无几，大多数是对乡村现实的浅层次解读。透过电视剧这个小小的切入口，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中国现代化的人文叙事中，乡村也处于严重边缘化的地位。乡村的人文符号正在这种严重失衡的大国人文叙事体系中面临失语的尴尬。

作为旅游规划人，在旅游扶贫中的主要责任就是复原和再造农村的人文符号，并将这种人文符号嵌入到可持续的旅游商业模式中，将这种人文符号嵌入到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中，将这种人文符号嵌入到柔软高尚的社会信仰体系中。

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无疑是中国这个五千年大国的秤砣。当现代化的狂飙造成了大国失衡的危机，乡村成为了拯救大国的秤砣。乡村扶贫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设计环节。

作为旅游规划人，在这样的战略语境下，有必要抛开硬化冰冷的科学理性之束缚，将科学理性与艺术感性融为一体，以乡村为师，以乡村为信仰，才能找到激活乡村的密码，才能为乡村保留和创造出动人风景。

作者 张栋平